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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打式风暴与死亡数指标的共性流量

发布时间:2019-11-20 18:33:20 阅读: 来源:书套厂家

"严打"式风暴与"死亡数"指标的共性

在刚过去的这一周,有两位高级官员成为媒体和社会公众瞩目的中心,一位是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,另一位是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。

潘岳代表国家环保总局在2月7日宣布,即日起对10项总投资约290亿元的违反有关环保审批程序的建设项目进行查处,对11家布设在江河水边的问题严重企业实施挂牌督办,并对127个分布在全国江河湖海沿岸等环境敏感区附近的、投资约4500亿元的重点化工石化类项目进行环境风险排查。对此,媒体欢呼为又见“环保风暴”。

李毅中2月5日表示,安监总局对今年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的控制指标,是在2005年实际死亡人数(死亡5986人)的基础上下降3.5%。并将把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、工矿商贸企业10万从业人员生产事故死亡率、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、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四个指标,分解落实到各省(区、市)。话音刚落,争议声起,因为多数人以往并不知道,每年对各类生产事故也会安排死亡人数的“控制指标”,对这样的指标很反感、不能接受。

同在聚光灯下,而褒贬如此不同,是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。因为,他们和他们的部门以及这次各自的行政行为,实际上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。

作为高级干部,潘、李两位共同点很多,比如敢于直言、工作大胆——潘岳在去年年初牵头发起了第一次“环保风暴”,一度叫停了包括三峡电站部分工程在内的一大批建设工程;李毅中在去年牵头关停违规矿井、彻查“官煤腐败”中,东奔西走劳苦功高,有人还编了他的“狠话录”,比如“腐败不除,矿无宁日!”

但是,比照两位所代表的机构,其共同点更多。比如,都是机构“升格”未久,不是行业主管部门但负有监管责任,分管领域本身条块分割严重、机构叠床架屋,工作环境严峻、执法阻力巨大,更重要的是分管领域的事故都是层出不穷。

那么,作为这次各自所受褒贬如此不同的行政行为,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?有。就是他们的部门都运行在同一个既定的体制框架内,他们的行为都在遵循着既定的权力行使模式,丝毫没有“出格”,而且实际上非常的“传统”,只不过各有“要诀”。

先看环保。松花江污染、原局长辞职,在上级“举一反三”的要求下,环保总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,这也是潘岳承认的发动这次“风暴”的直接动因。大量的易造成、已造成污染的金属制造加工企业、石油冶炼等重化工企业都集中在江河湖海和人口稠密区周围,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情况,但是以往环保部门没管了、没管好,这既有地方掣肘的原因,也有“水利不上岸、环保不下河”的条块分割、多头执法、权责不清的原因,也有环保法规不健全和自身执法不力的原因。

但是如果又出了大问题,板子还是会打到环保总局的身上。那么怎么办呢?还是搬出我们的“严打”法宝,这个最传统不过的办法。“从严、从重、从快,集中打击、集中展示、形成‘运动’、造成威慑”,中国曾经搞过3次这样的全国“严打”,用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身上,但也有很多年没有用过了,除了它有明显的“严打”前后量刑尺度不一、轻重不公等弊端外,更因为长期的刑事发案率并不会因为一时的“严打”而下降。用在环保的身上灵不灵呢,恐怕也难说,但它还是直接地端出这个宝贝,一方面当时有效,另一方面这是执法部门的惯性动作,用起来最为熟手。但是,如果不解决根本的体制性问题,比如多头管理、有权就争有责就推,对政绩考核以GDP至上,包括项目建设在内的政府决策不能民主化、法治化、透明化,老实说,再多刮几次“风暴”恐也难以根治污染。

再看安全生产。订“指标”本身就是我们的老传统和“特色”,在计划时代,什么不是按照指标来的呢。确定这种指标,既有“革命总是要死人的”这类远因,也有树个警示牌以提醒负责者要搞好安全生产,超过指标就要处理的意思。李毅中局长前几天一直说,要把设立“死亡人数指标”进一步跟媒体讲清,“不是下指标要死多少人,是下指标不能超过这个死亡人数”,这大约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第二个意思。

但是我们必须得看到,统计显示2003年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4.17(即每开采100万吨煤,有4.17名矿工死亡),是澳大利亚的299倍,是美国的100倍;2004年中国平均每生产100万吨煤炭就有3.1个矿工付出生命的代价;中国矿难死亡数,占世界矿难死人总数80%以上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就要考虑:一、这种今年可以死5730个煤矿矿工的指标是根据什么模型、怎么算出来的?二、如果确实没死掉这么多人,我们是不是还要宣布“达标”,要算一个成绩?三、再比如一省一县一矿区,只要全年算下来死人没超过分解到自己头上的指标,其负责人是否就不用承担事故追究中的领导责任?比照这些具体的问题,这个“积极的指标”能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呢?总有些事情是没法也不该“计划”着来的,比如非正常死亡不超过多少人就算正常。何况,这并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挖煤,老百姓和总理同样有提出“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”这个要求的权力。

另外,有这样的计划指标出来,也是因为没有别的有力办法。与环保总局一样,安监总局也不是什么有“硬权力”的部门,但它必须去做这个难事,靠什么呢,就要拿出一个可以由它主导的办法来,能用这个办法去“考核”作为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、部门和企业,最直接的法子还是老法子——编制计划指标。只要不超这个5730死亡人数指标,虽然下降比较小,在我是稳步降低,在你是扎实完成。

都是新情况老办法,这是不是思路有些相似呢?

如果确实是这样,那么无论环保总局让人叫好的“风暴”,还是安监总局让人诟病的“指标”,其背后的共性就在于它们面对困境时,作为假设中的“理性人”都做出了“最优选择”,并不存在公众臆断的谁是“斗士”谁是“保护坏蛋”的差别。